社會不斷在演變，學校又怎能一成不變，教育又怎能墨守成規呢？我未出任教統局局長之前，香港已開始推行教育改革，其中一項影響學校運作的新猷，叫做「校本管理」，在教育界已討論了超過10年。

     教統局去年12月，向立法會提交了有關的條例草案，待通過成為法例之後，所有中小學就可按規章進行校本管理了。

    「校本」，顧名思義就是以學校為本位。我們都知道，教育是細水長流的工作，很多改革目標也不能一蹴而就；加上每間學校的辦學理念、教學作風、學生背景，或者文化宗教傳統，都不盡相同，各有特色，所以不會有一套可適用於全港學校的管理和革新方法。

     惟有給予學校足夠的自主權和靈活性，它們才可以按本身的需要去管理校務，按各自的情況去訂定緩急輕重，有效地運用資源，逐步落實教改的目標。

「校本」需透明和問責

     在講求自主和靈活的同時，我們也強調透明度和問責性。也就是說，學校管治架構的權責要清晰，議事程序要公開，不同的意見要得到反映。

     一個由辦學團體代表、教師、家長和校友等合組而成的管理層或者校董會，就最能保障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最能掌握學生的真正需要，最能體現校本管理的精神。

     如今社會不斷進步，資訊廣泛流通，要求民主和開放的聲音也愈來愈大。另一方面，教育面對全球一體化、知識爆炸和經濟轉型等大潮流的衝擊，很多固有觀念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同時，也為學校和家庭帶來很多難以獨立解決的青少年問題，不少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都冀望可以更直接地參與校政的決策工作，一起為年輕人的健康成長作更多貢獻。

     最近，我們與不少家長團體代表和教師會面，發覺他們對校本管理的條例草案期待已久，極為支持。

學校管理層須有代表性

     校本管理固然是大勢所趨，但傳統上主導校政的一些辦學團體，也許會因此感到有些不自在和不放心，恐怕開放校政後，本來的辦學理念容易受到衝擊，議事過程亦有可能愈來愈政治化。

     這些疑慮，我作為教統局局長是有責任解開的。

     首先，條例草案賦予辦學團體全權去制訂學校的抱負和辦學使命，以及草擬校董會的章程；法團校董會則負責管理學校的運作。

     法團校董會的成員多達6成可經由辦學團體提名委任，餘下的則由學校的教師、家長和校友等不同組別各選1名代表出任。

     這一方面保障了辦學團體的教育理念得以彰顯和維持，另方面也確保學校的管理層有足夠的代表性。

     但由辦學團體委任6成校董，會不會構成一面倒的支配權呢？

     為了引入制衡，法例將賦予教統局常任秘書長審批校董會章程的權力。常任秘書長是獨立和政治中立的公務員，不會偏幫任何界別的利益。

     為了進一步顯示公平和公正，條例草案容許辦學團體向上訴委員會提出要求，覆檢常任秘書長的決定。

     事實上，目前很多學校的校董會已加入教師或家長代表，以充分吸納他們的能量，改善學校的運作。

     這些學校的經驗顯示，選出來的家長及教師校董都能與其他校董融洽相處，緊密合作，為學生謀求最大的福祉。

     有爭議時，大家可按辦學團體所定的學校抱負和辦學使命為依歸，理性協商，避免把問題政治化。

視有關人士為合作夥伴

     在現代的民主社會裡，家長式管理制度已不合時宜。我們每個人都要與時並進，培養積極合作和真誠參與的精神，盡量摒棄成見與猜疑，以團隊精神去完善我們的學校管治。

     推行任何教育改革時，更要視有關人士為重要的合作夥伴。

     我們非常感激本地辦學團體多年來為香港教育作出的重要貢獻，更絕對尊重他們的辦學理念和宗旨。

     我相信，只要大家開誠布公，互諒互讓，是沒有辦不成的事的。

     那些對教育充滿熱誠，願意為校政獻出寶貴時間及專業知識的家長、教師和社會人士，絕對是一股建設力量。

     他們的熱誠我們應該予以肯定，他們的觀點我們絕對應該考慮，這正正是校本管理條例草案的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