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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網誌談人大決定

2014年09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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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上星期日,人大常委決定從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市民即時的反應有很大的差異,有人認為人大常委的決定是「落閘」,有人覺得是「開閘」;有人希望方案通過,有人堅持否決方案。每一位市民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追求普選的步伐不一、執着理想的程度不同,對人大常委的決定有不同的反應,無可厚非。

 

但是作為一個群體,我們必須共同決定是否要在政制發展的路上向前邁步、還是原地踏步。除了考慮自己個人的信念,我們也須顧及其他個體的想法和意願。群體內對政改方案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不應只靠「鬥人多」,更不能「鬥大聲」、「鬥大力」,而是應該顧及彼此的關注,凝聚最大的共識。

 

我認為其中一個思考角度是考慮對方有否替代方法:如果方案得到通過,傾向否決方案的朋友,有沒有其他方法表達對制度的不滿和不信任呢?另一方面,如果方案被否決,傾向通過方案的朋友,有沒有其他方法彌補失去的投票權呢?如果我們願意顧及群體內其他個體的得失,相信不難找到共識。

 

在我個人而言,我希望政改方案得到通過。我認為如果500萬合資格選民能夠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普選特首,候選人必然要直接向全港市民問責。相對現時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辦法,普選方案肯定是一大進步,不是「雞肋」。有朋友認為接受方案會令到當選人得到「假授權」,他們似乎「信不過」數以百萬計的香港市民的選擇。

 

我擔心喪失今次機會,五年後,香港將要重複今天的爭論,很大可能同樣未能取得共識,重複今天原地踏步的結果。把握今次機會,五年後,即使選舉制度沒有改變,市民仍可以從第一次普選特首的經驗學習,思考如何在下一次選舉產生更切合自己意願的行政長官。

 

有市民透過電郵問我,面對當下的局面,如何實踐我在上星期網誌中提及「解放思想」的第一步,即是不要被固有的思考模式束縛,要尋找解決問題的新角度。坦白説,我目前還未看見明顯可行的出路。

 

容許我在這裡分享一個「解放思想」的故事,希望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集思廣益。

 

1912年,美國總統選戰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競選團隊印製了300萬份宣傳單張。在團隊派發單張前,工作人員發現單張封面羅斯福相片的版權屬於獨立攝影師Moffett。由於時間緊迫,團隊趕不及重印300萬份單張。如果沒有得到Moffett同意而使用該照片,團隊將面對高達300萬美元的罰款。在100年前的美國,這是天文數字。Moffett當時正面對財政困難,即使與他洽購使用權,他也肯定會索取天價。

 

工作人員無計可施,向競選經理George Perkins報告。Perkins向Moffett發電報:「我們打算派發300萬張以羅斯福相片為封面的單張,對相關的攝影師有很大的宣傳作用。如果我們選用你的作品,你願意付我們多少錢?請即回覆。」Moffett很快回答:「我們願意付250美元。」Perkins也即時接受,成功化解這場危機。

 

這是我哈佛甘迺迪學院攻讀公共行政碩士時期,在談判課上討論過的一個經典案例。我記得當年在課堂上,有同學為Perkins這個「妙計」喝采,也有同學認為Perkins欺騙Moffett,令Moffett損失了「賺大錢」的機會。但細心想想,如果競選團隊沒有犯錯,事先處理好版權問題,Moffett根本沒有這個「賺大錢」的機會。

 

我認為Perkins成功化解危機,因為他看到在選舉單張上用Moffett 的作品,對Moffett也有好處。這個「雙贏」的本質其實非常明顯,但其他工作人員可能因為急於彌補團隊的錯失,忽略了這一點。很多時候,我們會不自覺地被「零和遊戲」思維束縛,忘記尋找「做大個餅」的機會。要在「零和遊戲」中爭取較大的份額,當然會是困難重重。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分析問題,有機會找到大家都得益的「雙贏」辨法。

 

政制發展關乎全港市民的福祉,當然是頭等大事,但我們也不能把所有精力放在政制爭拗上。我和同事會繼續緊守崗位,推動各項經濟民生工作。例如過去這個星期,當大家的焦點集中在政改上,金管局的同事正奔波於中東、東南亞、倫敦和紐約,為我們首次發行伊斯蘭債券舉行路演。話說回來,伊斯蘭債券的出現也可以說是「解放思想」的成果,以後有機會再和大家談談。

 

(以上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9月7日在其網誌發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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