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對港信心源自中央支持

2021年12月6日

文禧(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宋文禧)、Alice(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總編輯)、Richard(盈科拓展集團主席李澤楷)、甘先生(長江實業集團及長江和記實業副董事總經理甘慶林)、David(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亞太區聯席行政總裁廖宜建):

 

大家好!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很好的午宴,我知道今早亦有一個很豐富的討論。首先,多謝新城廣播和信報財經新聞再次邀請我出席這個年度的香港經濟峰會。剛才司儀也兩次提過,這個經濟峰會在今年3月已經舉行過一次;去年因為疫情關係,把一向在每一年年底、大概是12月舉行的來年經濟預測的峰會延遲到今年3月舉行。我記得我當時也說過不要因為2021年舉辦了就不再舉行,要繼續在2021年年底一如既往舉行一個2022年的香港經濟峰會,很高興大家都滿足了我這個要求。

  

現在屈指一算,我已經連續第五屆出席這個經濟峰會,展示了特首對於這個年度活動的支持。還有三個星期我們就踏入2022年,你可能記得我今年3月說過為甚麼2021年年底還應該舉辦一個2022年的香港經濟峰會,我當時說我可以預告,甚至是預計,2022年將會是更加值得香港人展望的一年。現在只剩下三個星期,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已並不是預告或是預計---2022年將會是香港踏入一個全新局面的一年。這是有根有據的。第一,就是經過了接近兩年新冠疫情的衝擊,香港在各界的努力,包括全港市民的配合下,已經是做到防控疫情,再加上與內地通關在望---你們不要問我其他的詳細資料,我只能夠用這四個字,通關在望---以肯定會為香港來年的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另外,我知道今早財政司司長雖然沒有出席,但他有透過視頻參與,向大家交代到今日為止,我們所掌握的2021年經濟數據,是很令人鼓舞的。全年經濟預測應該很準確,可以做到6.4%,失業率亦由年初7.2%的高峰,很快地逐步下降至最新的4.3%,相信還會稍為再下調一點,因為各行各業都出現人手不足的現象。在外貿方面,貨物總體貿易有雙位數的按年增長,實際數字是歷史新高,即是說即使在2018年香港經濟好的時候,相對於今年頭九個月的貨物貿易,今年還是高於當時超過10%,是一個歷史新高。在這個情形之下,大家可預計明年的經濟會有一個可觀的增長。但當然,因為今年相對於去年是一個低基數,所以我在此提議我們不要看絕對數字是否能夠做到5%、6%或7%,而是看我們經濟內涵的復蘇動力是否可以更加廣泛。現時的復蘇不夠廣泛,譬如旅遊、航空仍然受到很大衝擊,希望2022年這些到目前為止未能夠全面復蘇的經濟板塊,都會迎來一個更好的2022年。

  

過去四年,這個香港經濟峰會的主題,我覺得都能夠緊貼社會的脈搏,即是說當時社會關心甚麼議題,這個峰會都會拿出來集思廣益,讓各界討論。我亦盡量在每一年的發言作出適當的配合。在2017年我剛剛上任,大家對於香港的經濟有一定期盼,我當年的主題是「期待」,稍後我會再展開來談談。2018年,經歷了一年多,發現情況很不錯,2018年我的講話主題是「信心」,因為當時已經有一些暗湧,就是中美貿易的磨擦,我當時說只要保持信心,香港仍然是會大有可為。2019年發生甚麼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不在此再重覆,當年的主題是「法治」,因為沒有法治的環境,經濟是沒有可能可以好的。去年配合大會的主題,我談的是「復元、重建和再生」,大家都會記得我認為經過了中央的兩大舉措,香港未來的重建和再生能力是強的。

  

今年,究竟講甚麼呢?又回到2017年,我今年的主題與2017年是完全一致的,仍然是該八個字,就是「熱切期待、更好將來」(The best of Hong Kong is yet to come)。不過,今日與四年前說話時的心境和客觀事實都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甚至現在回顧2017年12月我那番說話,是有少許天真、有少許幼稚,因為當時的「熱切期待」是在浮沙之上。今日四年之後就不同,如我剛才所說,經過了中央的兩大舉措,我很有信心在這裏對大家說:香港未來的發展已經建築在一個非常穩固的「一國兩制」基礎之上,所以是值得我們繼續熱切地期待這個更加美好的將來。

  

這亦是我在預備我今年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即2021年施政報告時的心態。這一份施政報告的主題是「齊心同行 開創未來」。自從施政報告發表後,很多人重點都放在中央在十四五規劃下支持我們的八大中心,或者在我提出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但我想在此與大家分享幾段很重要的說話:

  

在施政報告的第一段,即是開始的一段,我說經過中央在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下,現在我們迎來了一個良好的局面,是砥礪前行,重新出發,謀劃未來的時候。有了這一種的心態,才會帶出有一個北部都會區的大型發展規劃。

  

在施政報告的第38段,開宗明義地說香港的經濟發展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事實上,這成為了這個篇章的標題,表明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是與國家密不可分,是息息相關的,亦是說我是有信心,有了雙重保障後,香港是可以盡享國家進一步發展的紅利。以前其實我們並未盡享---我們享用了一些---但是並未盡我們的能力和優勢去享用國家發展帶來給香港的紅利。

  

在施政報告的第167和168段,即結尾兩段,我說我們已經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我比任何時候都對香港更有信心,我仍然認為香港可以在國家發展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順帶一提,今天下午我會出席另一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就是《香港地方志》第二冊面世,而第二冊的主題正正是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的歷程,我鼓勵大家在這一冊面世後可以去看看,內容將會很詳細,有文獻、有研究基礎,告訴大家香港如何在國家改革開放40年,即由1978年到2017年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施政報告最後,我說我相信香港仍然會是我們國家的掌上明珠,因為有人會擔心,經過了這麼多爭議,中央是否仍然一貫支持香港或關心香港的發展。

  

這份充滿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的信心是來自幾方面。

  

第一,我剛才已經點出,是「一國兩制」回到正軌。如果大家記得,今年3月,在「再生、復元、重建」講話中,我花了很多時間向大家分析,為甚麼「一國兩制」走了20多年,其實不是走得完全正確,所以在中共中央第19大四中全會說要完善「一國兩制」的落實和執行,我亦詳細引述了當時張曉明主任的解讀,究竟在甚麼地方,我們未完善落實「一國兩制」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但經過了一些很具體的措施,包括全國人大兩次決定:一個是制定《香港國安法》,其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亦通過《香港國安法》在香港頒布實施,現在已經實施了一年半;另外,是今年3月人大另一個決定,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同月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了《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在這個新的完善選舉制度下的三場重大選舉隨即展開,第一場已經順利完成,是9月19日的1,500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第二場是大概在兩個星期後的12月19日的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在此亦需要再呼籲大家踴躍投票,支持這次完善選舉制度之下的立法會選舉;第三場是明年3月27日的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

  

完善了選舉制度,其實產生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甚至可以說《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對於香港回復穩定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它由去年6月30日頒布實施後,我們看到整體社會已經回復穩定,我們亦再見不到有一些黑暴在香港到處橫行,市民大眾亦可以重新行使他們的自由和權利,不需要再害怕說一些話就會被人起底或被人損害他的利益。至於完善選舉制度,雖然我們還未進行立法會選舉,但其實由去年11月後,我們的立法會已經由建制派主導,亦實現了「愛國者治港」,所以在過去一年的立法會,即第六屆延長了一年的立法會,是我見到少有的高效能的立法會運作,無論在法律的通過或政府開支的審批都破了紀錄,為香港的經濟、民生、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我有信心經過「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下一屆立法會儘管仍然會有很多爭拗,我相信勞工界和商界仍然會有很多爭拗,在一些社會問題裏仍然會有一些不同看法,但整體來說,應該是一個相對願意跟行政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立法機關,而最重要的是以香港的利益為大前提,我們都是希望可以落實「一國兩制」去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信心來源的第二方面是經過了這兩年多的嚴峻挑戰,大家應該更看得到香港的底子好,香港的人是優秀的,我們是經得起風浪的。在座有不少是金融界的友好,大家都應該會感到很安慰,儘管在這麼大的風浪中,香港的金融系統穩如磐石,沒有出現一些大型走資、沒有出現人們要排隊到銀行提款,而我們整體的證券市場、債券市場都非常有序地運作,甚至在中央的支持下迎來一些新舉措,例如是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境理財通、債券通的南向通,以至在互聯互通裏的進一步發展。

  

另一方面就是法治。法治是堅固如昔,我們看不到我們的司法機關在行使獨立審判權中有受到任何阻撓,我們仍然可以吸引到海外著名法官參與香港特區的終審法院工作,我在這段期間委任了一位新來自英國的非常顯赫的法官,擔任我們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海外法官,亦有幾位法官再接受了重新任命,在終審法院服務,這表示了他們對於香港的司法制度、對於香港司法機關的獨立審判權仍然充滿信心。

  

另外在整體營商環境,無論是法治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方面,亦絲毫沒有受損。我們每年調查究竟有多少海內外公司在香港設立區域性總部、區域性辦事處或本地辦事處,今年6月的數字仍然是歷史新高,當然你會看見是減少了一些區域性總部,但增加了其他類型的公司。區域性總部的下降,我覺得是可以理解,因為在新冠疫情下,很多大型企業也要做一些整合工作,所以在此我們稍為失去了一些區域性總部,我覺得亦不需要很擔心。

  

第三個信心來源是中央的支持,令我在施政報告中能夠清楚告訴大家,中央仍然非常支持香港,仍然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成功,從而成為國家的掌上明珠。中央的支持反映在很多方面,難以一一盡錄,最具體的當然是在今年3月頒布的第十四個五年國家規劃。我們不是首次出現在五年的國家規劃,「十二五」、「十三五」也有港澳專章部分,但在今年的《十四五規劃綱要》的港澳部分是寫得最詳盡,除了繼續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在四個傳統行業發揮國際金融、商貿、航運與亞太區的法律服務中心和仲裁中心之外,亦是首次將我們希望做的另外四個新興產業放進國家的十四五規劃,它們分別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亞太區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另一方面,香港的提示並不只是局限於港澳專章,在國家十四五規劃有關於區域發展的部分提到粵港澳大灣區,也有香港的提述,支持香港共同建設一個高質量的粵港澳大灣區,協助大灣區成立科技創新中心,這些是非常實際、國家層面對香港的支持。近一點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雖然人員不能夠往來某程度影響了粵港澳大灣區本來想進行的很多工作,特別是一些對外推廣的工作,但我們與廣東和深圳其實梳理了很多共同合作的項目。現在我們有清單,大家要按清單具體推進有關工作。早前公布的前海擴區方案亦面對香港,在前海擴區方案的第一段就開宗明義地說,前海的初心是依靠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所以擴區後的前海會為香港的專業服務和各行各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遇。

  

至於其他對香港的支持,真的令我很感動。這幾個月有一系列時代精神耀香江的活動,我相信內地14億人民都希望見到在時代精神耀香江活動的人,包括國家著名的科學家、國家在探月工程裏採集的月球土壤、與神舟12號在軌航天員天地對話,以及數十位在奧運中榮獲獎牌的健兒訪港,這些全部都給了香港。這些全都是中央在不同層次、不同地方想展現中央對香港的支持,正如我前日在伊利沙伯體育館奧運健兒大匯演發表講話時說,這些運動健兒來香港訪問三天,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他們由昨天開始就要隔離14天。你可以想像一個精英運動員,他經常要備戰、保持自己最佳狀態,竟然要隔離14天,這不只出於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其實我接觸到絕大部分的內地人士、科學家和運動員,他們都很關心香港,很熱愛香港,亦很喜歡來香港進行交流,甚至將來到香港讀書、創業和就業。我相信來自中央的支持是源源不絕的。

  

第四個我信心的來源是香港的發展空間仍然非常龐大,它的潛力可說是無限,無論是從本地的角度,甚至從與內地和國際合作的層面。從本地發展的空間來看,最顯而易見的一個範疇是創科,香港在短短幾年間出了12隻獨角獸,是由我們培養出來的---我知道有多六隻,共18隻,這六隻獨角獸在內地,但也是由香港人主導。這12隻新的獨角獸是有跡可尋的,有幾個在科學園,有幾個在數碼港,我們知道他們在做甚麼行業,亦接受過香港創科政策協助的孵化,甚至有一些投資。單單是創新科技領域,就令我感到其實香港還有很多未發揮的潛力,還有很多可以開創更多就業或是投資機會的地方。以前礙於種種原因,未能將這個潛力發揮出來,一旦發揮出來,這個力量會是爆炸式的。內地科技部部長每次提到香港,就說香港的創科力量令他非常感動,香港的創科氛圍是前所未見地熱烈,所以我們可以被寫入國家發展大局內。海外都很看重香港的創科發展,包括在科學園現時有28個聯合實驗室,是由香港的大學與海外著名大學共同設立的實驗室,進行一些非常精彩的原創研究,以及將研究應用。這給了我信心,只要大家齊心協力,瞄準我們最有優勢的地方去發展,相對其他經濟體的起動時間會更短,收成的時間會更短,而且收成的結果會更強。我剛才也說了香港有優勢、有國際連繫、有龐大的內地市場,我們只要用好這些優勢,我相信空間是很大的。

  

我們與內地合作的空間也更大,重點當然是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有8,600萬人的經濟體,但由於香港有各方面的優勢,它不需要只看着粵港澳大灣區,在座很多企業家其實有很多投資都遠遠超越了大灣區。最近這兩、三個月,儘管在疫情期間不太方便出外,我都先後去過四川省成都市、重慶市和陝西省西安市,以至上星期到湖北的武漢訪問,我仍然感受到這些省市的領導非常希望和香港合作,非常願意有更多香港企業進入內地發展。他們亦覺得用香港的平台走出去的力度未夠,例如我和湖北省的領導說,只有14家湖北企業在香港上市,好像有點少,因為湖北省是一個大省,亦是製造業的大經濟體,所以兩地的潛力亦未被發揮出來。只要人員往來能夠開通,我相信這些機遇會越來越多。

  

最重要是,如何在剛才說的四個信心來源,能夠把它發揮好,這要靠一樣東西---我並非百分百有信心,不過會盡我最大的努力---就是要切實地提升香港的管治效能。當我提及管治效能,一般會認為我在談特區政府。沒錯,特區政府作為一個行政主導的機關,是管治效能的第一責任人;但它不止是特區政府,它包括立法會,包括所有位居管治企業的領導,如何去管理企業、令企業可以提升效能。我同意我們是第一責任人,行政機關如何提升管治,其實我作為一個服務了政府40年以上的官員,弱點在哪裏、強項在哪裏,我都心中有數。在競選期間,我都很強調這屆政府必須要切實去提升管治效能,我提出了三個方向,必須要有新的管治風格、政府有新的角色、理財有新的哲學。四年多下來,如果大家跟我盤點,我可以說是有一些成就,但是遠遠不足夠。

  

我仍然覺得,在政府內部仍有大大提升的空間,所以在2021年施政報告,就是最後一本施政報告,我都更坦白地跟大家說,究竟問題出在哪裏。在施政報告第32到第37段,我很坦誠地承認不足和不善的地方,從而提出了五方面的建議。我們一方面建議進行改組,要重整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的架構,從而令我們像今日信報的社評所說的,名正言順。如果我們要做創科,創科亦要依靠「工業4.0」,即是一個智能的製造工業,而這兩個字都沒有出現在政府架構,即是沒有突顯,所以有社會共識將現時的創新及科技局改組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這次的工業是說智能製造業、先進製造業。同樣地,如果我們說中央支持我們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文化這兩個字放在哪個局呢?現在是沒有的,就藏在民政事務局中,所以另一個有社會共識的,就是香港需要成立一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開宗明義去推動文化體育,不只是一個事業,也是個產業,促進香港未來的發展。

  

第二方面是管治團隊。不足、不善之處在這裏不適宜談得太深入,希望下一屆的管治團隊,因為社會已經穩定下來,沒有那麼多政治的內耗,有更多有識之士能進入這個已降溫的廚房來服務社會。

  

第三是公務員。公務員某程度上是管治團隊的一員,但自從推出了政治問責制後,好像是分開了兩部分,管治團隊是十多位司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但這個龐大的公務員系統好像沒有在管治,這肯定是錯的。今日特區政府的管治仍然是依靠這支仍然相當優秀的公務員團隊,但現在去到一個地步,我們要確保能者居之,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位置。所以我在施政報告提出,以後有某些領導公務員的位置須要能者居之,第一個須要能者居之的公務員位置是新成立的公務員學院院長。這個位置是高的,比以前管理公務員同事培訓的職級為高,等於一個處長級職位。我們已經刊登了廣告作公開招聘,我們歡迎現役的公務員申請,但同時亦公開招聘,希望找到一個最適合的人來擔當公務員學院院長。

  

第四方面是專職專責。我們應該有更多有使命感的官員,他的工作是專職,有責任去處理他領域中的所有事項,從而避免政出多門,或求助無門。我相信在座有人會有這樣的經驗,有一個議題,但不知道找哪一個局,找甲局說不是它的,找乙局也說不是它的,究竟要找哪一個局呢?所以我們會要求更多局去看看自己的內部事項,有甚麼是應該有一個倡導者的角色,他的任務是倡導他的政策範疇,譬如以前我擔任發展局局長時成立文物保育專員,或者現在我希望成立的兒童事務專員,是必須以保護兒童和以兒童的福祉為己任去推動各局的工作,不單是自己所屬的政策局。

  

第五是我們管治最弱的一環,就是政府的資訊發放和對外的解說。我見過無數個案,政策本身沒有問題,甚至是不錯的,但是解說不足,亦不擅於解說、宣傳推廣,再加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些議題做反對政府的行為,令那個政策無疾而終。怎樣提升政府資訊發放的效能,我們仍然需要總結經驗,在座有傳媒界的朋友,最好多些指點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在提升管治效能的同時,我必須要強調,香港的管治團隊,起碼是在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是不需要做一些傷筋動骨的工作,不需要將整個公務員系統反轉一次。我剛才說過,整體的公務員是優秀的,我們需要的是頂層的領導。大家最近見到,我們有一個部門,只要有一個頂層的領導,已經有天淵之別。修讀過管理的人也知道,leadership是make or break的因素,所以是需要頂層的領導。

  

這令我想起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副主席今年7月《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他除了談國安法帶來的效應外,亦對管治者提出了一些要求。首先他認同要管好香港這個地方絕非易事,管治者需要有很多才能、很多本事才可以,他提出五個問題,這些人需要能做到五方面,才可以管治好香港這個複雜的地方。這五方面都是可圈可點的,但更重要的一段說話,我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說管治者「不僅要想幹事,還要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我也曾經跟內地官員說過我就這句說話的看法,因為我是局內人,我在這個系統長大,我現在是在管理這個系統。18萬公務員到今日為止,仍然是一個會幹事、能幹事、可以幹成事的團隊,你看看抗疫20多個月的大量工作,每晚突然有一個初步確診個案,立刻要做小區圍封,強制檢測要在早上7點完成,讓市民上班,這是大量動員的工作。又看看我們接待內地運動員訪港,我們只有很少時間通知,但這三日的行程讓人很滿意,多姿多彩,很充實,亦讓很多持份者可以一齊參與,有大學、體育學院、同鄉社團,大家都可以參與歡迎運動員和與運動員交流。背後是大量的籌備工作,大家或許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就在頂層看着他們做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仍然覺得我們的同事是能幹事,他們懂得做事,能夠做成事。

  

關鍵是在於想不想幹事,這就是我剛才所說一定要有一個頂層的領導,不能期望18萬公務員每天都想幹事,一定要頂層的同事有這種想幹事的精神。想幹事一點也不容易,在香港的情況,你想幹事,就是你想做一些沒有做過的事,是有創意和突破性,所以無可避免會有風險。我想幹100件事,或許完成了90件,我也有十件事的判斷或許會有些差錯,做得不太理想。但如果社會只聚焦那十件事,忘記了90件事,而去作出嚴厲的批評,那還有甚麼人想幹事呢?這出現了現時社會,有時立法會議員責罵我的官員,說他們現時的心態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我私底下也跟他們說,這句話非常正確,你不做,當然不會錯,最多會被批評為被動、懶散,但你不會被標題為「庸官」、「廢官」,弄得「一鑊泡」、有錯漏,這就是我們要接受的現實。這也是為何開始有官員寧願當好人或俯首幹活,不再高調向社會表達我們想幹甚麼,總之我每天勤奮上班幹我的事。想幹事的人之條件一點也不簡單,任何想幹事的人---我認為我是想幹事的人---是需要擁有戰略的思維,不可能只看眼前;他亦要有比較宏大的眼光,當然也要勇於擔當、善於作為、求突破、有清楚解說能力、有感染身邊人或其他各界人士的能力,循着其思維和方向來做事。

  

這令我想起2017年7月1日我宣誓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了所有屬於管治頂層的人士,不論是行政、立法或司法機關的領導,並對我們作出要求。除了要求我們「一寸丹心為報國」,即「愛國者治港」;他也說「為官避事平生恥」,當官是要做事,並非為當官而當官;他亦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要「上下同欲者勝」,團隊精神也非常重要。

  

某程度上,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出現是一個想幹事的好例子,因為從來沒有人給予壓力要求我發展北部都會區,沒有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也會有洪水橋、古洞北、落馬洲河套區的發展,但其效應將遠遠低於一個整全的北部都會區,比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機會遠遠少於港深強強聯手的北部都會區。我希望這種想幹事的心態能植根於香港社會,特別是政府的管治團隊。我每日也鼓勵同事要想幹事、求突破、不怕失敗,當然最好不要失敗得太離譜,如果對社會有很大影響就不太好,但一定要不怕失敗,向我們的金牌運動員學習,永不言敗,落敗了可以重新再來。

  

未來是需要考驗特區政府和管治團隊的執行能力,自從施政報告公布後,對北部都會區的反應整體是正面的,換句話說,我們已經開了好頭,如何可以令這個良好局面繼續發展下去,就要靠我們的執行能力。我建議明年的經濟峰會可以檢視一次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工作的執行能力。再次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謝謝。

 

(以上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12月6日出席香港經濟峰會2022的演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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