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擔心「足球博彩規範化」之後，很多青少年會受不住誘惑，由「小球迷」變成「小賭徒」。他們以為賭博是不道德的，推行足球博彩，究竟理據何在，有否顧慮到對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

     我想起法國的民間傳說：聖尼古拉斯（Ｓａｉｎｔ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是一位老修士，每年的聖誕前夕，他都拿著糖果和楊柳枝，考問教區的小孩一年以來的行為，行為好的獎賞糖果，行為差的頑皮小子，就要罰打手板。老修士可以拿著滕條，用自己的道德標準規範區內小孩的行為，但是，現代政府是不會亦不能這樣做的。

     現代社會講求自由、人權和道德自主，政府用法律規範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行為，用執法力量維護公共秩序，用法治保障公共空間的開放性，令到每一個公民在不影響公共秩序之下，實踐自己的自由。

     政府則透過管理公共生活，樹立一些榜樣，鼓勵市民提高個人修養，但是政府不會把市民當作親族一樣來管束。

     政府可以教育市民對個人理財和風險管理的認識，使賭博不致傷害個人理財穩健和家庭和睦。但我們不應把一套道德標準強加於市民大眾之上。至於社會風氣是否優良，市民是否參與賭博活動，則是他們的選擇自由。而這種自由，是一個成熟而理智的社會的重要元素。

     足球博彩規範化的核心理念，就是在公民的個人自由和社會的理性秩序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一貫以來，政府的政策都不鼓勵賭博。

     我們只是維持少數的博彩活動，而且將它們納入規範和監管之下，例如六合彩、賽馬和麻雀耍樂。

     我們考慮將足球博彩規範化，並不是要開放賭禁，而是要處理日益壯大的非法賭波以及其衍生的犯罪活動，給市民一個明確的訊息，就是政府將全力打擊非法賭波，避免了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例如放債、欠債、黑社會爭奪地盤、洗黑錢等罪惡，迫使非法賭波收斂；與此同時，我們也回應了某些市民熱愛足球博彩、或者是喜歡有節制的足球博彩的市民的訴求。

      我們建議由香港賽馬會專營足球博彩，正正是為了避免惡性競爭而助長賭風，而且賽馬會現存的投注站已經得到社區的接受，避免刺激起市民對賭博的額外需求。這些技術細節，都是貫徹這個政策的精神，就是不鼓勵賭博。

     在賭博政策上，政府採取的立場，是社會現實主義，而不是道德理想主義。所謂社會現實主義就是說，政府審慎地分析時勢，盡量做到既滿足某些市民的需求，又保障社會整體的安定繁榮。

     至於道德理想主義，則表示政府要以最高的道德標準作為政策，貫徹於尋常百姓家，如此的話，則連市民的日常生活自由也要「諸多監管」。規範道德，不是一個現代政府應做的事。

     我也是一個父親，有一個兩歲的小女兒，作為一個父親，我會好好管教她，教育她，讓她認識社會和人性的各種面貌，讓她知道如何面對現實。在她成長的路上，我會教導她如何管理自己，控制自己，處理風險，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待她長大之後，我會尊重她個人的選擇。也許到時她會問我為什麼會建議足球博彩規範化。

     我會向她解釋，政府是講求大環境上的社會管理，例如保障自由、人權與法治。但政府是不能、也沒有權力控制個人道德操守的。

     今次推行這個政策，不是規管道德，也不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的，而是從管理角度去處理一個社會問題。這幾個月來，見到很多關注這個問題的市民和公民團體討論這件事，我覺得香港市民的道德水平和論政水平非常高，所以我認為我應該將整個心路歷程交待。有高水平的公民，才會有高水平的政府。

(摘自局長「香港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