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籲各界顧及整體利益

在這個接近五個月的諮詢期內，我經常被社會人士和傳媒朋友問，對政改的前景是否樂觀。雖然我的確講過，近來出現了一些力求符合基本法有關提名委員會規定的方案，是令人欣慰的現象；但政改要成功，除了要過法律一關，還要在政治上凝聚廣泛的共識。在這一點上，大家都看到現在各個政黨、各個陣營的立場仍是南轅北轍，距離達成共識，仍然是長路漫漫。有同事曾經說笑道，到下一個階段，我們提出政改方案，尋求立法會支持的時候，現在我們使用「有商有量」的宣傳口號可能要有所改變，變成甚麼呢？或許要借用政府另一個宣傳短片，就是打擊店鋪阻街宣傳片的口號：「畀條路嚟行吓得唔得呀？」希望透過這樣可以博取立法會各議員的支持，以求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當然，我不希望事情變得這麼困難。但這種對於政改、對於實現普選的稍為悲觀的感覺，不是我所獨有的。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三月所做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超過53%的受訪者預計，政改方案將不獲通過，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將原地踏步。這正正顯示出市民對於政界各方最終就政改方案達成共識，是缺乏信心的。

 

我們可以如何為這個困局找尋出路呢？我暫時沒有答案。不過，近日我在讀的一本我同事借給我的書，是一本談判學著作、一本英文書，名為《Getting to Yes》，可能在座有很多朋友看過，因為據說是一本非常暢銷的書本。看過這本書後，帶來了一些啟發。雖然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公眾諮詢，尚未到「埋身」的談判階段。但從廣義來說，任何化解分歧、謀求共識的工作，其實都是「談判」的一種。《Getting to Yes》這本書的副題是這樣說的---「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意思不是說，大家在談判時要鐵板一塊、寸步不讓；反而是指出談判各方只要聚焦於彼此的真正利益，發揮創意，就往往可以達成雙贏協議，而無須任何一方利益受損。我認為，書中提出的以下兩個原則，值得我們在政改工作中作為參考。

 

「着眼於利益，而不是立場」

 

第一個原則，就是「着眼於利益，而不是立場」（focus on interests, not positions）。利益和立場有甚麼分別呢？我們用一個業主和租客商議租金為例子，業主開價，租客還價，兩者的差距，就是立場上的分別。如果雙方的談判只着眼於租金水平，談判就成為一個零和遊戲；遇着立場強硬的對手，議價過程往往都是不歡而散。但業主和租客的利益，其實不單是金錢上的回報和付出。例如，業主會關心租金收入的穩定性，租客會關心單位的保養維修等等，雙方利益在這些方面往往並無衝突，甚至是一致的。如果雙方能考慮彼此立場背後的真正利益，尋找共同點，所得出的租約協議，往往既為雙方滿意，又能鞏固雙方關係。

 

這個分析，如果用於政改的場景，也可說非常合適。近日，不同政黨、團體紛紛公布其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這些都是立場的陳述，而且彼此差距很大。但這些不同的立場所代表的真正利益究竟是甚麼呢？換句話說，大家真正追求的目標是甚麼呢？不少人強調要依法辦事，按基本法規定落實普選；有些人強調制度要讓不同政見的人都可以參選；有些人希望提名過程盡量反映民意。這些利益，看似紛紜；但仔細一看，其實可以並行不悖。也即是說，大家表述的立場或許有差距，但大家真正追求的利益並不一定矛盾。如果大家能夠致力去找出彼此利益的共通之處，而不是聚焦於立場上的分歧，就有機會可以增加達成共識。

 

一般人傾向按着自己的「立場」來談判，這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談判的人往往並非以個人身分談判，而是代表着一個群體，群體中較為激進的勢力也會施以壓力。在這個情況下，能否堅守立場，成為了談判的人能否取信於支持者的指標。然而，堅守固有的立場，而忘記群體的真正利益，對達成一個互利互惠的協議，其實是很不利的。亦很遺憾，這情況在香港目前的政改討論中似乎越來越明顯。政治人物和政黨往往受着激進勢力的牽制，不但在立場上難以調整，即使是與其他各方接觸，嘗試調和彼此看法，也隨時被認為是出賣群體，動輒得咎。在這種缺乏互信的情況下，要談共識，實在非常困難，亦可能需要一些勇氣。

 

然而，如果因着這些原因，讓一個實現普選的機會白白溜走，我認為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因為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全港市民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亦是2020年普選立法會，以及在以後繼續按實際情況不斷優化選舉安排的機會。我在今次諮詢過程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廣大市民對2017年首次普選行政長官的熱切期盼。剛才我提及的中大調查，也指出超過七成受訪者不接受政制原地踏步。香港人在政改一事上的利益，其實高度重疊，非常一致。各政黨、團體既然是代表市民大眾，雖然各自對政改有不同立場，但都應該為這個更大的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努力。我想這就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在上海呼籲立法會議員要「求大同、存大異」的意思，也呼應今日午餐會用「廣納多元、共建大同」這個主題。

 

因此，我呼籲社會各方，在這個影響深遠的政改問題上，不要自限於固有的立場，而要努力尋求彼此相容的利益，更要追求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一個共贏的普選方案而努力。

 

「針對問題，不針對人」

 

這本書值得我們參考的第二個原則，就是談判的人應該「針對問題，不針對人」（attack the problem, not the people）。然而，對事不對人，知易行難。畢竟，談判者都是人，有情緒，有自己對事物的看法，人與人的溝通又容易會有誤解。那麼，如何才能把問題和人分開，讓我們可以客觀理性地討論呢？這本書提出幾個有用的方法。

 

首先，我們要把彼此看成是夥伴，而非對手。如果用圖像比喻，談判者不應該是坐在桌子兩邊對峙，而應該在桌子的同一邊而且要並肩而坐，共同處理面前的問題。這種定位很重要。我們把對方視為對手抑或工作夥伴，會直接影響談判的互動，影響達成共識的機會。在政改的事情上，坊間把泛民和建制、泛民和中央描繪成敵對雙方的論述相當多。但大家不應該忘記，其實社會各方都有一個共同問題要面對，就是如何按着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讓香港的政制能夠進一步民主化，為香港帶來普選。如果大家能調整心態，坐到桌子的同一邊，攤開問題，攜手處理，相信可以打開嶄新局面。

 

第二個把人和問題分開的技巧，是「向前看、不向後看」。有過吵架經驗的人都明白，我們和家人、朋友如果有爭執，有時會花很多時間「向後看」，爭論問題為甚麼發生，對方以往做錯甚麼事，而不是如何共同處理當前的問題。

 

回歸以來，兩次政改的過程中，都令各個持份者之間，甚至在個別政治陣營內，產生了一些猜疑和不信任。如果讓這種負面情緒和觀感延續到今次政改，事情會很容易拉倒。我們可以選擇停留在過去，亦可以選擇展望未來，給各方一個新的機會，共同面對面前的問題。哪一個選擇才符合彼此的利益，以及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事實是非常明顯的。

 

避免人的因素影響我們處理問題的第三個方法，最為基本，也最為重要，就是透過溝通和聆聽，增加彼此的互信和了解，避免誤會和猜疑。談判不能夠沒有溝通，如果談判者放棄彼此溝通，只是和自己的支持者對話，談判是不可能成功的。溝通也不能只有形式，要有實效。最有效的，莫過於直接的會面和交流。所以，在這五個月的諮詢期內，我們政改諮詢三人小組，加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我們出席了超過170場諮詢活動。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的，跟議員、政黨人士、專業人士、街坊、年輕人面對面傾談，和看報紙和讀同事做的報告，感覺是的，亦是透過面對面的接觸，那種感覺是非常實在。我們安排立法會議員和中聯截然不同辦代表開早餐會，訪問上海與中央官員見面，目的也是一樣，希望增加議員和中央政府之間的了解。我們常常被問，搞這些諮詢會、這些會面，到底有沒有縮窄分歧。這也許是問錯了問題。直接的溝通，關係的建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要涓滴成河、聚沙成塔，是朝着達成共識邁出的第一步。

 

談了這麼多，不是說政改要達成共識很容易，只須幾度板斧就可以。談判是困難的，尤其是政改這麼茲事體大的事情上，成功和失敗影響深遠，市民期望甚殷切，參與者，特別是將來要投票的議員，他們的壓力是相當大的。不過，如果我們着眼於如何實現各方的真正利益，而非彼此立場上分歧；致力於共同解決問題，摒棄一些猜疑和一些不信任，那麼這條本來又窄又難走的普選路，相信會變得寬闊一點，平坦一點。

 

《Getting to Yes》這本書記載了一個故事，是這樣說的：一個美國家庭到英國倫敦旅行，在海德公園玩起在北美流行的飛碟遊戲，一個旁觀的英國人問：「我看了你們很久，很想問一個問題：到底誰贏了？」這種傳來傳去的飛碟遊戲，其實並沒有輸贏；也可以說，一家人度過遊戲的歡樂時光，所以大家都是贏家。我真誠希望，社會可以同心同德，推進政改，不問誰輸誰贏，誰作了讓步，誰佔了誰甜頭，只問如何達致互利共贏。明年，政改方案能夠順利過關，2017超過500萬名香港合資格的選民便可以首次行使選舉行政長官的投票權，一人一票選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行政長官。有這樣的結果，我相信大家都是贏家。所以，就讓我們一起朝着getting to universal suffrage這個共同利益和目標而努力吧！

 

多謝大家。

 

（以上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國際扶輪3450地區各社聯席午餐會議的致辭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