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三個星期，取消「對沖」成為了我的標記，連續寫了三個星期有關取消「對沖」的網誌，再做了一個有關網誌主題的不科學化「民調」後，今天的網誌還是講「對沖」。

這個禮拜，我和同事馬不停蹄，與多個商會及勞工團體會面，向他們介紹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初步構思，解答他們一些疑問和收集大家的意見，這將會是未來兩個多月的主要工作。

在多場會議上，不少與會人士表示，政府的初步構思很複雜。事實上，僱員的就業與失業保障、僱主的承擔、大中小微企的不同情況、不同行業、不同工齡及階層的僱員、修改法例前後遣散費／長期服務金（長服金）及僱主強積金累算權益的安排、不同選擇下的制度改變帶來不同僱主與僱員可能的行為轉變、可能的勞資關係轉變等，全都是重要的政策考慮。簡單的方案容易顧此失彼，更容易出現「空子」讓「不良」分子鑽，苦了良好分子。其中一個例子便是設立「基金池」以支付遣散費／長服金。

「基金池」的理念可以有很多不同形式。其一是在2017年初特首選舉中，候選人之一曾俊華、自由黨和保安業商會、物業管理聯會及環境衞生業界大聯盟所提出，以「人頭稅」形式，僱主按僱員人數供款入「基金池」。另一個方案是近期自由黨提出的，由僱主按員工薪酬供1%，注入「基金池」。前者，我於特首選舉後，在2017年3月28日於《明報》刊登了「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及長服金對沖的未來方向」一文，指出「人頭稅」對中小企不公平，有關分析在此不重複了。但不論是前者或是後者，問題的核心是「基金池」帶來的道德風險。

長服金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提供就業保障，僱主在考慮解僱職員時，會因要付出長服金而三思。但如果採取「基金池」的做法，這個長服金的功能就會失效。因為僱主會覺得反正由「阿公」（「基金池」）支付，所以不用多想，可以隨意解僱員工。最壞的情況是不論僱主或僱員，都因「錢是阿公出」而想辦法從「基金池」中「攞着數」。例如我們不能排除有僱主及員工會通過協商濫用「基金池」，僱主可以與僱員訂立兩年合約，然後每兩年解僱一次，那麼，僱員可以從「基金池」領取遣散費，讓僱員獲得額外報酬。如此一來，僱主可以說服員工接受較低的薪酬，變相把員工成本轉嫁給其他「基金池」的僱主。這對良好僱主與好僱員都會很不公平。

以2017年有關「對沖」的數字來看，因支付遣散費／長服金而被「對沖」的強積金約為42億元，加上僱主需額外付出以填補不足的金額，遣散費／長服金的總額約為50億元，亦即約相等於所有僱員有關入息的1%。簡單而言，若每名僱主按僱員有關入息的1%注資「基金池」，便剛足夠支付現時的遣散費／長服金。但若出現上述道德風險效應，增加了遣散費／長服金的衍生，供款1%便不足夠。

以過往政府統計處有關僱員離職的調查及所涉員工的年資分布，大約只有四成員工離職，符合領取遣散費／長服金（註）的資格。若上述道德風險效應出現，將離職牽涉遣散費／長服金的百分率增加一半至一倍，上述僱主供款進入「基金池」的所需比例，便要由1%增加至1.5%，甚至2%才足夠。若要減低上述風險，則須減低僱主從「基金池」領取其需支付遣散費／長服金的百分比---例如是五成，即若僱主要付40萬元遣散費，則只可從「基金池」領取20萬元，自掏腰包付20萬元。這個安排的缺點是：只可將道德風險減半，而同時僱主仍需另付半數的遣散費／長服金，同樣令僱主要付出的遠超上述的1%。

此外，不同行業的僱員穩定性各異，有些行業如建築業，人員穩定性較低，導致他們運用「基金池」的機會較高。相對一些人員穩定性較高的行業，如貿易及銀行業等，他們動用「基金池」的機會就較小，令他們的供款會變相補貼其他行業的僱主。

總括來說，「基金池」增加了道德風險，對良好僱主與僱員不公平，對於較為穩定的行業不公平，亦增加整體僱主的承擔，減低僱員的就業保障。相對政府初步構思中的專項儲蓄戶口（見上星期網誌），僱主注入「基金池」的承擔更高，僱員的就業保障卻較低。因此，上屆政府及現屆政府都認為「基金池」的構思不可取。

最後，由於很多議會朋友都希望就政府初步構思和我們溝通交流，勞工及福利局的同事會陸續安排各政黨於未來見面。我期待屆時可以和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優化取消「對沖」的初步構思。

（註）如僱員自動辭職或年資未足兩年（遣散費）或五年（長服金），均不合資格領取遣散費／長服金。

（以上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4月22日在網誌發表的文章）